答读者问,我对赤色和炮党的看法(2/3)
“不过,我们也没有宣布脱离重庆政府。
我们发出通电要求撤换鹿钟麟,但是没有得到答复。
“鹿钟麟既然不承认我们的行署,于是就另行委派各县县长。
他为此特地召来了石友三将军的队伍,护送新官到任,给他们保驾。
老百姓可不承认这些新官,为此打了不少官司。
于是一九三九年夏天就有两个政府唱对台戏,每个区有两个区长,每个县有两个县长,每个市有两个市长。
鹿钟麟、石友三一伙不承认老百姓的民选政府,老百姓也不承认鹿钟麟、石友三的政府。
“要是一两年前我从光头佬的行营出发来领导打游击的时候,知道事情会弄到这般田地,可想而知,我会吓坏的。
当时,我万万没有想到这点,所以对事态毫无准备,不知如何是好。
最后,我写了八个大字,作为自己的信条:‘协力抗日,改善民生‘。
谁反对这八个字,我就坚决跟他斗争。
“不过我也自知我的斗争力量只是存乎一心之中。
我没实力对付石友三。
他的队伍开始到处抓农民去当兵。
行署给石友三写了封信,说:‘你要多少兵我们可以给你派,请你不要抓人。
,但他根本不理。
后来,石友三的队伍一到村边,青壮年就跑光了,很难找到人去打日本。
‘接着,石友三的部下搞了一种十分混账的税收制度。
连棺材也一律要上税,老百姓晾在房顶上的菜要上税,把牛牵进城要上税。
政府办庆典要强迫老百姓送礼。
抓来的壮丁要是跑了,就罚他历属的村子一百套衣服,以赔偿他穿走的军服。
“老百姓跑来求我作主,可是我无能为力。
我觉得十分愧对老百姓,但又有什么法于呢?
我有时觉得在附近打游击的八路军太宽容了。
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不来帮助我。
我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活着对谁也没有用处,又惭愧又懊恼,心中翻腾不已。
我感到局势越来越险恶,可又无力去扭转。
“突然,老百姓自己行动起来了。
起先他们揍了鹿钟麟所派的几个县长,接着又揍了石友三手下抓丁的人。
石友三派了一名代表来见我,责令我管束老百姓的“无法无天”的行为。
我回答说:‘要不是你们把老百姓压迫得这么厉害,他们也不至于这样干。
责任全在你们。
“因为当地的游击队给农民撑腰,石友三就向游击队发动了进攻。
他想先把游击队消灭,再制服老百姓。
由于游击队和附近一个营的八路军关系很好,所以游击队敢于还击。
于是石友三只好去打这一营的八路军。
就是这样也还没有引起一场大战,因为八路军还是—让再让,老实说有时候我对他们很气恼哩。
“只是在发现了日本军官穿着石友三部队的军服出入于石友三的司令部之后,才大打了起来。
原来石友三当了汉奸,对汉奸就不能客气。
这一打,石友三就逃到黄河以南,后来叫炮党给枪毙了。
光头佬委任的省主席鹿钟麟一看没有了军事靠山,也开溜了。
鹿钟麟一跑,他的政府也就如鸟兽散,我们的行署便成了冀南唯一的政权。
“我开始时的自负,后来的无能,炮党企图消灭民众组织的横暴行为,人民激烈的反抗……这一连串的事情,给我上了一堂意义深长的课,多么生动,一针见血,而又惊心动魄呵!
可以说,这使我的思想产生了大转变。
是怎么回事?为什么!
这一切到底说明什么?……
有一段时间我每天都反复这样问自己,感到非常茫然。
这些曾使我苦恼、使我惶惑的问题渐渐弄清楚了。
我体会到光是联合抗日分子是不够的,我明白了我还必须与反动分子作斗争。
我这个当先生的人,在中年的时候从人民那里学到了这一课,人民成了我的先生,我是他们的学生。
我一生中最深刻的体会就是:知识的真正源泉存在于人民的愿望和需要中,或者可以说,存在于人民的心目里。
我应当做人民的勤务员。
“我的思想有了这样的变化以后,我就知道该怎么办了。
我不再幻想炮党能领导抗战。
经过三年的敌后抗战,我认清了炮党反人民的面目。
我原先要是个政治家的话,也许还不会有这点觉悟呢。
正因为我是个教授,有普通人的感情,所以不齿于炮党的所作所为。
于是,我决心寻找新的盟友一起抗日。
“炮党跑了以后,我找到了八路军这个盟友。
我认识到,西面山西省的丛山对于我在平原上抗战,有很大的帮助;这时有人提出把这两个地区联合起来,我非常赞成。
“我知道在太行山薄以波那里有不少我的学生,从阎老抠政府里跑出来的戎伍胜也在那儿。
我决定去找他们谈一谈。
我经过长途跋涉来到了太行山里的总部,我们开始筹划在黄河以北成立一个联合政府。
“杨秀峰停顿了一下,我分明地注意到,在他的眼睛里,在他的脸上,掠过一种不胜感慨的神情。
“经过一番磨练,我再也不是从前那个当教授的故我了……哈,你可以看得出来,现在我这个人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哎,没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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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份真实的关于一个教授,从炮党到赤色和作者的身份的转变过程。
这些东西似乎说了一些问题。
一个很多人都忽视的问题:如果赤色真的是个渣渣,何以把炮党打的满面桃花开灰溜溜的躲到了呆湾去?
!
而光头佬和他的那些部队到底是怎么样的德行的呢?
!
很简单,我们可以看看这位记者所了解到的资料。
原文:
在天津,我和“联总”的人员一起过了几天,颇受启示。
在那以后的一年时间里,我又在各地和其中一些男女成员混得很熟。
当我回顾过去十年战争期间我所见过的许许多多卑鄙
的事件时,不得不说“联总”在中国的工作是最不象话的了。
“联总”在华人员包括美国、英国、涣大利亚、加拿大、南斯拉夫、法国、奥地利等二十几个国籍,他们无不对光头佬政府在“联总”物资上营私舞弊的行为感到惊骇。
然而更使我在“联总”的朋友们气愤的,是美国政府如此纵容光头佬,任他肆无忌惮地处置“联总”的物资,而这些物资是五十二个国家的人民捐赠的,其目的在于减轻饱受战祸的人们之困苦。
首先是公然无视华北受苦难的人民,只因为他们是在赤色党管辖区内。
这完全违反“联总”的一项决议,其中明文规定;“在任何时候,救济和善后物资不得被当作政治武器使用,在分配物资时,不得因种族、主义或政治信仰而有所歧视。
“在中国,歧视是十分明显的,而且是故意的。
因日本占领而遭难的中国人民估计有二亿六千六百万人,其中一亿二千万人(如果包括满洲应为一亿五千万人)是在赤色党领导的解放区内。
如果“联总”的物资是公平分配的话,那么运抵中国的二百七十万吨物资中,至少半数应分给解放区。
但实际上,住在赤色党地区的人民只得到百分之二,百分之九十八都给了光头佬。
光头佬使用了从消极的封锁到悍然发动军事进攻的一切手段,竭力阻止“联总”物资运入赤色党地区。
更恶劣的是,光头佬的官吏上下其手,在这些捐赠给中国人民的救济物资中大捞一把,营私自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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