抬起头来，看着窗外渐渐变浓的夜色，徐平沉默了一会，叹息一声，对赵祯道：“天下治乱兴亡，后人评点起来，总是要说哪一个是庸君，哪一个是奸臣。

天下若无这庸君奸臣，必然世道永昌。

依臣看来，以天下之大，岂是一二人能够祸乱之？

此事前朝或有，本朝君臣一体，祖宗家法，诸事立制，却不应该如此。

秦有天下，二世而亡，指秦二世和赵高、李斯为昏君奸臣。

臣言，二世和赵高固然是暴君奸臣，然而秦之亡，却不是亡在这暴君奸臣的手里。

秦之亡，实因其暴政而亡，后世当引以为戒。”

赵祯道：“秦之亡于暴政，先贤论之甚明。

宰相，你言以仁义之道佐朕治天下，必然是与暴政无关。

突然之间，怎么说起秦之兴亡来。”

徐平捧笏：“仁义治天下，仁之一道，固无可言，而义之一字，实是一言难尽。

臣言天下大事，无外文武。

对内曰文治，对外曰武功。

文治不可兴于外，武功不可取于内。

是故文归于仁，武起于义也。

对内不施不仁之政，对外不兴不义之兵，此朝廷之职也。

对外称仁，不识大体，如妇人持家不分内外。

满朝臣僚，对内示义，则有异心。

天下大义，必操之于人主。

是故臣为宰相，变法理政，当受天下之怨，而恩归于上。

臣以下所言，多是受怨之事，以陛下之聪明，自能尽知。

臣明言之，非欲分辨于陛下，只是告之后人，臣为政之举，多有不得己而为之之处。

后人当深知，此政只是有利于此时此地，不可因循。”

后人经常讽刺中国古代，不管什么事都是皇上英明，坏了事是有奸臣。

其实这就是中国的政治制度，怨归于己，恩归于上，不然你是想做王莽吗？

自己同意来做大臣，皇帝把大权给了你，事情做砸了，不管什么原因，都得甘心受罚，哪里能够一点委屈不受。

赵祯听了，从案后站起来，对徐平道：“朕召宰相来，正要咨以治世之道，而致天下太平也。

宰相何出此言？

你我君臣相得，当携手并力，拯民疾苦，让天下安泰！”

“凡事，皆要一分为二，有其一利，必有一弊，因时因地而异。

此时之善政，百年之后或为恶政，此时去除之弊，百年之后或有利于当世。

政因于时，因于地，一时举措不能致百世之太平。

为政者当深知，查其时，查其地，而用治世之术。

不可因循苟且，行刻舟求剑故事。

自上古而及于今世，欲变法者不可计数，成者有之，败者有之。

若论变法之功无大于秦用商鞅，用商鞅之术秦富而强，终灭六国，一统天下。

秦用商鞅之术变法而致国强，商鞅终受车裂之刑，后来者岂不震怖！

用一术，治国者只是取其利于当时之端，而其弊天下之端已种，时移世易，其利渐尽，弊端渐显。

当此时也，治国者当别求一术，取利而暂抑其弊。

以仁义行天下，此治国之大道也，大道可以行于万世。

道之下治国之术，只是一时权宜之计，利尽弊显之时，治国者当别寻治国之术。

书生不知世事通达，见一时之荣，而百年之后渐枯，则跣足而舞，告于天下。

尔曹皆愚笨，蒙昧无知，为人所欺，聪明如我者，则见其功成之时，败因已种。

天下之亡，不亡于某某，实亡于建大功之人也！”

听了这番话，赵祯一时怔住。

就连一边记录的吴育也抬起头，看着徐平，不知道他突然间怎么说出这番话来。

以大宋制度，商鞅的悲剧必不可能，说起来又有何用？

为什么说这番话？

因为接下来徐平要讲的，就是从现在的势力人家手中夺社会生产的剩余了。

他凭着前世的见识，随着生产力的进步，生产的发展，在这个过程中很可能并不会真让势力人家变穷。

所谓夺，也不是真地夺，只是后面的发展成果，势力人家分到的份额会变小。

然而有的人就是这样，记仇不记恩，便宜没够，吃亏不玩。

别人赚十贯钱他赚五贯，便就觉得受了天大的委屈，世上再没有一个好人。

有这种人在，徐平的话又说得这么明白，必然有人会在以后骂他刻薄，全天下都受了好处，还是刻薄。

话说明白，是为了后人着想。

用欺瞒小术，只是赢了一时，而落骂名于后世。

说起商鞅变法，书生之见，是因为他突然记起来，前世学到的文章里，有人为了影射王安石，就是这么说商鞅变法的。

这个人就是苏轼，他的舅舅程浚是徐平的同年，殿试的时候机缘巧合，唯有他们两人一起说几句话。

通过程浚，徐平知道了苏洵，不过此时的苏轼兄弟都还是刚会跑的小孩，徐平只是知道有这么两兄弟而已。

文人，刻薄起来，那真是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因为反对王安石变法，苏轼便就写一篇文章，别起新意，说秦国富强跟商鞅一点关系都没有，灭亡倒全是起因于他。

苏轼写这篇《商鞅论》，本意借着贬低商鞅和桑弘羊，对宋神宗和王安石指桑骂槐。

后世又有小文人，见了这立论，以为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大道理，一惊一乍地说你们都不知道吧，秦朝是因为用了商鞅灭亡的。

读书人中，最怕小文人。

这种人自我意识过剩，对上羡慕嫉妒恨，对身边不如自己的鄙夷不屑一顾。

一与身边人议论起来，那就是自己有经世安邦之才，只是上面无眼，自己不得重要罢了。

等到与上面相处，则点头哈腰，拼命巴结。

无奈的事情，下层的舆论受这种小文人影响最深，流言广布。

一旦有上面的人利用起来，就黑白颠倒。

徐平前世有一个同事便就是如此，不知道从某国的哪个不入流大学留学回来，因为身上沾了洋味，洋秀才在领导眼中远胜于自己这个土举人。

平时说起事情来，经常就是不屑顾地来上一句，你说的这些，人家外国人早如何如何了。

你要真问起如何如何来，不管是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他没有一样能连起来说顺溜的。

因为身上带了洋味，说得再不顺溜也是永远对徐平不屑一顾，你还奈何不了他。

小文人也是如此，你看他不顺眼，但他终究是个文人，在以文治国的时代，社会地位就不是你能够比上的。

改革者最怕就是这些，什么治国理政的大道理，最终还是要变成一条一条行政措施施行下去。

而在最底层解释这些措施，主持具体的施政举措的，有很多是这种人。

为什么作为一个千年后来的人，徐平不反对官吏之分？

实在是怕了他们，最好留在吏这一层。

做着宰相，进行着改革，成了天下得利，哪怕一时有反对的，也只能受着。

怕的就是有后来人，当这些改革措施利尽弊显的时候，利用起小文人的口，把自己这个改革的先行者一脚踹倒在地。

压了自己，再把这个时候的措施反过来用。

时代不同了，这个时候不行的那个时候说不定就行了，现在行的那个时候不行了，重新引起意识形态混乱。

见赵祯和吴育两人的神色怪异，徐平道：“道与术，虽有相近之处，万不可混同。

天下因道而守，因术而兴。

大道不变，江山永固；小术辄变，天下屡兴。

世之谓变法，实是治国之术利尽弊显之时，别取一术而已。

不可据道而问国因何未兴，亦不可因一术兴国而欲以此世守天下。

秦之兴，术耳；秦之亡，弃道而取术也。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