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拯离去，章得象对徐平道：“沙州僻处西域，人户不蕃，地方不广，昭文相公一再叮嘱，过于多虑了。

似此等地方，就是真封西平王，让其裂土封疆，也无大碍。”

徐平正色道：“相公此言差矣。

自张议潮起，地方百姓群起响应，赶走吐蕃，惨淡经营一二百年，何也？

心向中原，不忘其本。

立西平王以应民心，朝廷示其公，设流官治理地方，则朝廷于天下大义也。

得两州之地，再行裂土封疆，糜费钱粮，公义何在？”

章得象恭声谢昭文相公指教，回身去忙别的事情去了。

徐平看得出来，章得象这一声谢只是客气，心里其实并不当一回事，觉得自己在小题大做。

本来吗，随便找个人立为西平王，还说多么多么重要，很多人都觉得可笑。

这并不可笑，西平王的人选确实是有些随便，但后来的制度却不随便。

汉太祖所谓斩白蛇起义，真细究起来，其最初起兵又能够有多么神圣？

但其一直坚持，最终形成了两汉四百年的昭昭天命。

起步的基础差，只是开头艰难，持之以恒总能达到目的。

立西平王，实际治理权牢牢由朝廷掌控，两者缺一不可。

不立西平王，朝廷制度地方不适应，与百姓之间没有缓冲，容易冲突不断。

地方不平静，便就发展不起来，发展不起来百姓愈加不满。

恶性循环，结果难以预料。

立了西平王，再授以治理之权，形成真正的裂土分封，最终必然坐大。

不要说教化，只怕那地方早晚还是要分裂出去。

政治就是这样，说到底是关于人的事情，追究到最根本，或许就是很简单。

关于人是社会性的，还是独立性的出于趋利避害从而凑到一起来的，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最根本的理论根基。

真问起来，谁会觉得这个问题有多么高深？

在很多人眼里，说不定就真认为想这个问题是吃多了撑的，自己比谁都高明。

谈到历史，谈到政治，有的人会高高在上地抛一句：人，天性就是自私的，连这都看不清，都是被洗脑了，还没有经过社会洗礼。

实际上这样说的人，说不定还很认真地赞同社会主义制度呢。

至于社会主义的社会是个什么意思，有必要知道吗？

不在这个位子上，没有必要知道。

徐平做到宰相的位子上，脑子就必须清楚，一定要知道。

不然就会出现制度混乱，互相之间牴牾不清，缺乏可执行性。

不要求官吏按照制度办事，政权的政治制度就失去了严肃性，无法取信于民。

按照制度办事，照着这一条干，就违犯那一条，照着那一条，就违犯这一条。

怎么办？

觉得自己聪明可以删一些留一些？

删掉一条就惹出更大的麻烦来。

从唐到宋，为什么对于人的性情一直纠缠不休？

真是读书人吃多了不想做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这种无聊的事情上耗费精力？

因为人性的认识，是政治制度的根本。

共产主义是基于历史进程的否定之否定认识的一元进化论，下一个朝代必须比上一个朝代先进，这是理论的根基。

事实与理论有出入，也必须硬套进这个理论框架里。

社会主义是认为人有一元的社会性，所以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的充分发展，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理论家一样有大量的共产主义信徒，但是认为人性是自私自利的，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才有可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

冷战的结果已经对这个人性的争论给出了答案。

承认了人性不是一元社会性，而是有两元的个人和社会两性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承认了人有社会性的资本义国家，最终笑到了最后。

不管这个认识是主动的还是盲目的，符合了这个方向的，制度就表现出了活力。

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徐平前世跟许多人一样盲目。

说起制度不合理的地方，下边执行很困难的时候，经常跟身边人一起发一句牢骚，人家外国怎样怎样，就不会这样。

憧憬着有一天，最终也会跟想象中的那个外国一样，不会再这样了。

现在明白了，哪里有想象中完美的那个外国，那只是小文人不切实际的幻想，为了表示自己高明的托词而已。

真按着那个方向去，最终会是一塌糊涂。

人性的二元本性，必然导致制度需要不断改变的不稳定性，和要以一理贯之的任务艰巨性。

人性认识表现在政治制度中，在农业社会就是人性善恶的讨论，到了工业社会，必然会发展到社会性和个体独立性的讨论。

这个问题不清楚，制度就是一团乱麻。

徐平利用前世的知识，压下了这个时代关于人性善恶的争论。

他开始把社会资源向城镇工商业引导，工业化会很快发展起来，关于人性的争论还会再起。

对工人敲骨吸髓的血汗工厂合不合理？

对外掠夺还是实行互惠贸易？

社会管理成本是应该由劳动者承担，还是由资本和资产所有者来承担？

政策取向都会以此为根本。

得到了帝国主义的好处，便就要承担帝国主义的一切邪恶，什么不可避免之恶，都是装神弄鬼的神棍说法。

世间的道理在人心，把握住了人心，没有这些乱七八糟的。

高处不胜寒，徐平坐在宰相的位子上，很多做法，很多决定其实不被同僚理解。

包括宰相和参政在内的很多人，对徐平对一些事情上的认真暗中摇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只是大的方向上，徐平确实引导国家在向前发展，不去计较这些罢了。

殿试之前，富弼突然上奏，提出要求废除殿试，直接以省试名次放榜。

这个说法不是富弼心血来潮，在他之前，包括李淑都曾经提议过。

这个建议有其来历，唐朝科举实际上是没有殿试制度的，武则天当政时的殿试不正规，没有形成制度，是偶然特例。

循唐朝制度是一种风潮，不只是科举，包括官制，一直都有这种声音。

武则天当政，在这个年代的读书人眼中不是好事，她曾行殿试，成了反对殿试制度的一个理由。

历史上富弼的建议曾经被采纳，发出了诏书，只是三天之后诏书便被收回。

此次徐平直接把这个建议压下了，复古可以梳理思想，不是洪水猛兽，但泥古要不得。

历史的进程要向前看，发展到了这个时代，唐朝的制度，包括唐朝的法律，都已经与现实社会不相适应了。

包括官制在内，重行唐制都是削足适履，没有可行性。

殿试黜落则伤圣恩，滥取则玩政，都有其不好的一面。

徐平已经定了，让殿试落榜的进士可以选择入御前忠佐司的将校营参军，留了一条路，已经够了。

历史上富弼为相，最终还是借欧阳修，把省试的名额压了下去，形成了殿试不再黜落的制度，从实际上废除了殿试。

这是这些人对恢复唐制的泥古表现，包括官制改革，恢复三省，都是如此。

这是思想上的局限性，没有必要去猜测他们有什么自私自利的小心思。

历史上元丰改制，官制改回唐朝制度，一改完宋神宗便就后悔。

看起来改完的制度整整齐齐，实际上跟政治现实不适应，处处都别扭，最终只是改了名字而已。

政治现实需要制度的灵活性。

以为经常变更是制度不完备，非要形成百世不变的制度和官僚体系，是死读书，忽视现实需要的表现。

三月二十二，乙丑日，殿试放榜。

御试官上本届进士名次，本以王安石为第一，因为赵祯不喜其文中有“孺子其朋”一句，决定改为第二。

结果第二是王珪，第三是韩绛，都因恩荫而有了官身。

制度不允许有官之人为状元，只好把王安石改为第四，原第四人杨寘为状元。

杨寘继王曾之后，再次连中三元及第，也无话好说。

宰执学士都贺得人，站在前边的徐平只有苦笑，看着殿下的王安石有些失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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