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漆黑的夜色中收回目光，王曾问王绎：“还有其他事情没有？”

王绎双手捧着一个木匣，恭声道：“晏内翰从京西路托人带回来这一木匣，要我亲手呈给大人。

据来人讲，此是京西路都漕徐龙图带属下官员所写，名为《富国安民策》。

此策把去年一年京西路的新政详细剖析，以供圣上参酌。”

“哦，拿来我看。”王曾转过身，从桌上的一个小盒里取出老花眼镜带了起来。

王绎上前，把木匣放在桌上，轻声道：“夜深了，大人早些歇息，明日再看不迟。”

王曾口中道：“无妨，我自有分寸。

你先回去吧，不必在这里陪我。”

王绎应诺，躬身行礼，出了书房。

王绎是王曾弟弟的儿子，并不是他亲生，因为王曾得子较晚，过继了王绎入门，一直是他随侍在身边。

王曾初娶处士蔡光济之女，早卒无子。

状元及第那一年，殿试之前次娶宰相李沆之女，又先王曾而去。

再娶前妻之妹之妻，生四男三女。

这个年代妻子因故去世之后娶小姨子是很常见的事情，除了王曾，还有一个欧阳修也是如此，就是历史上王拱辰戏称的“大姨夫做小姨夫”。

儿子出了书房，顺手把房门掩上。

王曾在灯光下打开木匣，取出里面的《富国安民策》来，在灯光下细细观看。

这不是京西路徐平组织抄写的那几本手抄本之一，而是晏殊私下里自己抄的，字迹极是工整，但并没有真正的手抄本那么详细，有多处脱漏。

背着徐平做这件事情，晏殊总是有些心虚，不好明目张胆地全部借来一一抄录，有一部分是他凭记忆写的。

徐平知不知道有人会私下里抄写？

那肯定是猜到的，不然他也不会把手抄本看得那么严密。

这种事情本来就是防君子不防小人，这么多人参与，怎么可能不让人知道。

只要真正的手抄本没有流出来，那就随时可以改正本，传出来的可以不认，好坏有个主动权。

王曾自幼过目不忘，诸子百家无不涉猎，就是佛老典籍他也精通，不像范仲淹等人有思想洁癖，与视佛老如仇寇的欧阳修等更加不可同日而语。

《富国安民策》拖到现在才真正出炉，一是徐平要有实践，实践才能说服别人，另一个就是要与儒家典籍结合起来。

儒家流派众多，很多道理都有许多种说法，这中间必须有取舍，有所本，既要能够自圆其说，又要能够不脱儒家根本宗旨。

这就是李觏的价值所在，在最根本的理论基础上，《富国安民策》深深带着李觏思想的烙印。

李觏是反孟的旗帜人物，认识徐平之前，谁说孟子不好他就引为知己，只有看清孟子无用，在李觏看来才是把圣贤书读明白了。

这也是没办法，讲理财，讲国用，就不得不从荀子那里发挥出去。

早期的儒学大家中，只有荀子才不被义利束缚，不用他的名头用谁？

但李觏并不尊荀，他只是反孟，然后另成一家。

荀子的思想一变，就成了法家，在孟子没有被立起来之前，儒家和法家，儒家和道家，法家和道家，思想越来越趋向统一，不是没有原因的。

后来王安石变法，一面尊孟，一面理财，那是先有李觏打了底子。

王曾对儒学各派没有成见，前面的内容他反而没有什么感触，只要没有脱离开根本的仁为中心，以人为本，能够自圆其说，在王曾看来就是成功的。

引起王曾注意的，是书里正式把利分为私利和公利，私利不一定就是邪恶的，公利不一定就是正义的，要公利和私利互相协调，互相补充，互为表里，最后才说一句，公利是天下之大义。

《富国安民策》，讲的就是如何谋公利，谋公利时不害私利，与私利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带来整个社会的繁荣。

限制个人的**，发展公利，这是手段。

公利扩大之后，从而提高每个人的私利，这是目的。

让每个人获得的财富越来越多，满足的**越来越多，这是《富国安民策》最后要解决的问题。

中间如何协调，制度如何定，个人和整体的利益如何调整，便是李觏认为的“礼”，而“礼”是天下根本。

儒家概念里的“礼”几乎无所不包，包括法律道德等等一切社会规范，这种规范遵循的原则，便就分成了许多流派。

孟子讲性善，讲究礼和仁义是自内而外的，是人天然就具有的本性，只要去发现她，培养她，引导她，讲究修身明志，养吾浩然之气。

而荀子则讲性恶，人的本性就是自私自利的，所以“礼”要带有强制性，灭人欲才能存“礼”。

人这种自私自利之恶之本性，必然会导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要想防止这一切，达到理想中的大同社会，就要消灭人的**，强行规定为人处世的原则。

显而易见，只要把荀子的大同社会这一儒家的理念废掉，改为满足君王之类统治者的**，限制被统治者的**，被统者的思想和行为一切都要为统治者服务，便就是法家。

而孟子讲的专注于修自身，内圣而外王，则就向道家和墨家靠拢了。

有宋一朝，北宋时主要的争论在尊孟还是尊荀。

与徐平前世的印象截然不同的是，尊孟的是改革派，以王安石为代表，包括在他之前的范仲淹。

而尊荀的，则是保守派，以司马光为代表。

其中又有最大规模的中间派，有既不尊孟也不尊荀的，又有虽然尊孟但却与王安石无论如何也说不到一块去的。

徐平前世学到的印象是王安石讲理财，与法家颇有相合之处，与这个年代的思想实际上完全相反。

靖康之变，由于当时主政的是新党，王安石的新学受到致命的打击，尊荀和尊孟开始溶合，矛盾不再那么尖锐了。

孟子的官方地位上升，荀子的思想却深入人心，孟皮荀骨开始初露端倪。

此时思想争论的主流，慢慢转到了事功学派和理学上面。

随着宋的灭亡，讲克己复礼、存天理灭人欲，把天理与人欲对立起来的理学最终胜利。

人欲灭了才能存住天理，则人欲当然是恶的，而又讲天理自在人心，要先修身，又留了孟子的皮。

当然，这一思想在韩愈提出性情不同时就已经有了端倪，所以后来高举韩愈大旗的欧阳修认为“为君子者，修身治人而已，性之善恶不必究也”，被后人讥诮。

不管是北宋讲“三不畏”的改革变法派，还是南宋以叶适和陈亮为代表的延续王安石的“为天下国家之用”的浙东事功学派，重要的思想源流都来自于李觏。

李觏主张人性无善恶，人欲与天理相统一，没有对立的关系。

从这一点上，重新讲解儒家的核心“礼”，由此理财、事功等等都是当然之义，带有强烈的现实主义色彩。

理清了这个思想源流，便就明白了李觏对徐平的改革培植理论根基的重要性。

没有李觏的人欲与天理相统一，劳动创造财富便就没有了思想基础，改革失去了正当性。

如果人欲带来的是恶果，那满足人的**的财富也就是恶的，越多越对天下无用。

“公利本于私利，而用于万民，故曰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

王曾在这句话下划了一条线，抬起头，摘下老花镜，揉了揉额头。

义利之辨是绕不过去的一道坎，这一步跨不过去，改革就会起无数纷争，一不小心就会半路夭折。

这句话对徐平新政的意义，便就如他前世的那句“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被广泛接受了，改革就有了正义性。

但这样简单的一句话，真正被认可并不是简单的事情，他的前世可能一万个人都能脱口而出，但这句话怎么与原来的体系相结合，与理论体系方方面面各种各样的理论缠绕，一万个人中也未必有一个人能说清楚。

到了每个人都能理所当然地把这句话说出来的时候，背后有无数人付出了心血，改革就无人可挡了。

王曾和吕夷简单这一代人，还是在主张清静无为的政治氛围中成长起来的，如王曾的岳父被称为“圣相”的李沆，便就说宰相为政最要是不改祖宗之法。

王曾的仕途也一如他的岳父，波澜不惊，没有大起大落，但在每一个位子上几乎都做到了最好。

然而这一生平平奇的宰相李沆，史书评其“正大光明”，王旦称其为圣人，宋真宗认为他忠良纯厚，始终如一，真长者。

王曾颇有岳父的风格，然而到了现在，他却知道天下不得不变了。

就连这个时候还飞扬跳脱的欧阳修，都知道说“凡物极而不变则弊，变则通物无不变，变无不通，此天理之自然也”。

王曾怎能不明白这个道理。

变是要变，关键是怎么去变。

没头苍蝇一样乱来，胡搞一气，那还不如老实守成，变不如不变。

徐平能够带人说明白“谋公利为天下之大义”，从义利之辨中跳出来，在王曾的眼里，已经有了谈变革的资格。

把桌子上的灯调亮，王曾继续埋头读桌上的《富国安民策》。

京西路去年的新政，身为宰相的王曾自然是清楚的，甚至大多数条款他都能如数家珍。

但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变革措施，背后有怎样的考虑，王曾就不清楚了。

这样的国家大事，他相信徐平必然是有系统的考虑，不可能如顽童一般，想出来一件就做一件。

现在细读《富国安民策》，跟自己印象中的京西路的变革举措一一对应，王曾慢慢开始把脉络理清楚。

为什么大量的变革都是围绕着棉布来展开？

原来是因为棉花可以规模化种植，棉布可以工厂化生产，布匹又是衣食住行中百姓所必需。

不吃饭就会饿死，所以粮食是不能够做为商品的。

保证百姓的必需物资是政权的当然责任，因为你不得不用，所以我要用这个来赚钱是不可以的，这样做是亡国之道。

食盐专卖，大家都当成是收税，而不是做为商品赚取利润，不可跟普通的商业买卖同日而语。

棉布某种意义上不是生存之必需，但纺织品又是人人都离不了的，有巨大的规模，可以赚取海量的利润，这是徐平选择这个产业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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