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种理论归结到具体政策上，就是重新分配中央和地方财权。

新旧两党激烈交锋的结果是，大约从大宋中期开始，中央对于地方财政的管理原则明显发生了变化，每一转运使路开始基本依赖本地财政收入，实行**核算的理财政策。

在各转运使内部，推行“以一州一县之力，供一州一县之费”。

在这种各路、各州郡**核算的理财格局下，各地财政收入与开支~轻~重局面随之出现。

相应地，州郡为了应对各自独特的财政局面，在财政的收与支方面也会因事创制，自行其事，从而使得本属天下一体的财政体制呈现一人千面之相。

这种财政政策直接导致各个地方为了本地利益，创谋财路，形成贪赃枉法的根源。

各方在财政管理方面的因事创制，自行其事，集中体现在国家财务制度地方化，也就是中央和地方妥协，中央调整国家财政制度，使之适应于地方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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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虎这几年在研读大宋国策上花费了不少功夫，加上最近几个月和童贯有过多次的深入讨论，理解更深，因此说起大宋的政经制度上的利弊也是头头是道。

三个女人对财政危机、赋税制度都很陌生，这时只有洗耳恭听的份，但心里对李虎的评价却高了一大截，这个人能成为王者，的确名副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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