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需要处理，就是即使老、少帅成功被暗杀，奉系内乱，顶多再现一个军阀重新林立的中国。

要想侵吞东北，达到日本人所想的建立“满蒙共和国”的梦想，有一个人的工作不得不做：那就是溥仪。

没有清朝逊帝出面，日本人在东北就是明目张胆的侵略，政治上会冒着英美干涉的风险。

现在，需要想方设法同步把溥仪带出北京，然后“574”计划执行，反奉联盟的军队与沈阳军区的军队起冲突，日本人即可以借“调停或维持铁路安定”的名义合法介入。

相信只要奉系不抱团，人民党及人民军内部会有巨大的纷争而无暇他顾，在沈阳的军队是经不起日本人的恫吓的。

奉系力量被赶出东北，扶持傀儡的溥仪为皇帝，可以最大限度地得到满清老巢保皇力量的拥护，日本也可以免除直接干涉中国内政之嫌。

这样，日本就有足够的说辞来蚕食东北，完成多少代宿臣的夙愿。

历史上日本人就是这么干的。

土肥先是联系了在东北读军事院校的溥杰，他是溥仪最亲近的人，如果说动他，事半而功倍。

可是溥杰说什么也不愿意做这事。

在沈阳陆军指挥学院学习的日子里，他充分认识到人民军的强大。

溥仪来东北，沈阳军区分分钟就可以灭了跟随他的势力；而这个皇帝的作用，无非是日本人的傀儡而已。

就是做废帝也强似它，何况用出卖祖宗来交换？

这个历史罪人他不敢当。

不过不做归不做，对于日本人的阴谋，他也选择了缄默：毕竟溥仪是他的哥哥，他不敢告知其他人，以免逊帝受到牵连。

与此同时，紫禁城里的那位皇帝也陷入了两难。

说实话，对去与不去，溥仪是矛盾的。

辛亥革命后，大清帝国颠覆，按照《优待条约》，溥仪仍然保留帝号，居住在北京后宫。

政|府每月给予一笔不菲的养家费，日子倒也安逸，他也过惯了这种平和的日子。

但是直奉大战中冯玉祥入北京后，这位大老粗将军一心要为民作主，革命之心大作，要彻底废除封建帝制度，便要强行把末帝驱除出北京城。

幸好来了个大救星张汉卿，亲自撵走了冯家子弟兵，还和他建立了非同寻常的关系。

严格地说，是和皇后，这让溥仪十分尴尬。

他不是傻子，婉容的点点滴滴变化，他都放在眼里：衣饰更鲜丽、打扮更入时、出入更频繁、气色更红润…关键是少帅和她密切交往的消息一直见诸报端，让人又恼又恨。

只是想到张宗昌那凶神恶煞的模样，他只能明智地装作不知。

本来还想寻找机会重登大宝，但随着人民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越来越稳固，复辟的雄伟大业离他是越来越远了。

无论如何，当怀念过去的美好日子时，废帝是没人愿意做的。

这个时候日本人派罗振玉来说服他去东北，并表示将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建立一个包括蒙古、东三省在内的“满蒙共和国”。

这样，清朝余脉得到保存。

因此日本人怂恿他去满洲发祥地当皇帝，他在心里是十分乐意的。

因为日本人说，如此他不去，他们将扶持和他同父所生的皇弟溥伟为皇帝。

当然，为了给他壮胆，日本人还告诉他：“很快将发生一场大变故，届时民国政|府的威胁将不复存在。

至于那个少帅，他自身都难保！”

看来，日本人对张汉卿与婉容的事是很了解的，也了解溥仪内心对张汉卿的痛恨程度。

但是他身边不乏聪明人，他的老师陈宝琛就是一个。

陈对日本人立傀儡的用意十分明了。

所谓君辱臣死，61岁的陈宝琛在溥仪退下龙廷后一直伴随着他，仍在后宫担任“帝师”。

在授业的同时，陈宝琛经常孜孜不倦的向溥仪灌输“卧薪尝胆”、“遵时养晦”、“静观其变”的复辟思想，希望溥仪有朝一日能够恢复“皇清大业”、“重登九五”宝座。

期间，陈宝琛为光绪皇帝撰写了《德宗本纪》，并主纂了《德宗实录》，被溥仪加封为太傅。

作为第一亲信，溥仪向他咨询。

陈宝琛说：“这是诡计，万万使不得！

贸然从事，只怕去时容易回时难也。”

国难有忠臣，可是国难历来奸臣居多。

对于能够让溥仪重登帝位，不少宵小上窜下跳，争相想做从龙之臣，这里面郑孝胥是杰出的代表。

这位正史上伪满洲国的首辅大臣，不遗作力地劝说溥仪。

郑孝胥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思想有了截然不同的变化。

他曾在最初提出虚君立宪的动机，是要挽救中国的危亡。

作为清朝遗老，在他心中，挽救了中国，大清的生命自然也得到了延续。

所以到了辛亥革命的前夕，郑最关心的仍然是中国的法制问题。

然而，清朝遗老开明的态度和改变的热情，因为辛亥革命而熄灭。

尽管在现代化观念的惯性之下，郑孝胥曾承认共和是佳名美事，然而他更多的是感到了“忠”从相反方向带来的压力。

最终，他决定听从“忠”的引导，做清朝的遗老。

孟森曾写信劝他“无庸再蹈谢皋羽、汪水云之成迹”，却不能动摇他的决心。

在收到信的次日，郑孝胥以《哀沈瀛》一诗，再次表明他的心情。

两天后，他深夜起床，抄写《伯夷列传》。

在革命之后，郑孝胥痛定思痛，下结论说：“政|府之失，在于纪纲不振，苟安偷活；若毒庸天下，暴虐苛政，则未之闻也，故今日犹是改革行政之时代，未遽为覆灭宗祀之时代。

彼倡乱者，反流毒全国，以利他族，非仁义之事也”。

并以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加以批判，认为：“南方士大夫毫无操守，提倡革命，附和共和。

彼于共和，实无所解。

鄙语有所谓“失心疯”者，殆近之矣。

以利己损人久成习惯之社会，而欲高谈共和。

共和者，公理之至也，矜而不争，群而不党之效也，此岂时人所能希望乎！

君子一言以为智，一言以为不智，扰乱天下，能发而不能收，其祸能胜言乎！”

郑孝胥对共和，在理论上作了最基本的让步，所以他能批评的，只有党人的疯狂和中国的民智不开两点。

从中不难看出，他在辛亥革命后，对于之前所宣扬的立宪法制的忏悔之情。

这种“幡然悔悟”的忠君思想，是溥仪皇帝迫切需要的，也是相当信任的。

但是帝师陈宝琛极力反对溥仪到东北建立伪满洲国，他力排众议谏曰：“不可轻信郑孝胥欺罔之言”，言语之间不禁声泪俱下。

溥仪召开“御前会议”商讨此事，陈宝琛主张慎重，反对贸然行事；而郑孝胥等人却主张“趁时而动”。

一场激烈的争辩在二人之间展开。

陈宝琛：“当前大局未定，轻举妄动有损无益。

罗振玉迎驾之举是躁进，现在启驾的主意何尝不是躁进！”

郑孝胥：“彼一时，此一时。

时机错过，外失友邦之热心，内失国人之欢心，不识时务，并非持重！”

陈宝琛：“日本军部即使热心，可是日本内阁还无此意。

事情不是儿戏，还请皇上三思而定。”

郑孝胥反驳说：“日本内阁不足道，日本军部有帷幄上奏之权。

三思再思，如此而已！”

陈宝琛大怒说：“我说的请皇上三思，不是请你三思！”

郑孝胥：“三思！

三思！

等日本人把溥伟扶上去，我们为臣子的将陷皇上于何地？”

陈宝琛：“溥伟弄好弄坏，左不过还是个溥伟。

皇上出来只能成，不能败。

倘若不成，更陷皇上于何地？

更何以对得起列祖列宗？”

郑孝胥：“眼看已经山穷水尽了！

到了关外，又恢复了祖业，又不再愁生活，有什么对不起祖宗的？”

陈宝琛气极：“你，有你的打算，你的热衷。

你，有何成败，那是毫无价值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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