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说产业还不准确。

但陈文强将其归入各铁路公司，作为各铁路公司可恃的武力，他能够只拿一半资金来供养。

对此，各公司的董事、股东倒也没有太大的怨言，毕竟有铁路巡警在，他们就不太担心官府的刁难和压榨，不太害怕地方愚民对修筑铁路的阻挠和破坏。

从整体上看，各项产业的运行还是让陈文强很满意的。

这与张之洞等地方大员的照顾支持分不开，陈文强的知人善任也很重要，而与清廷的新政倒也有很大的关系。

由于当时清廷的财政紧张，发展经济、把蛋糕做大便成为了当务之急。

于是，很多有识之士特别是实业论者如张骞等人大声疾呼，要求朝廷制定奖励实业、扶植工商的政策，所幸这种呼声得到了及时的回应。

商部的成立，也可谓是清廷经济政策转轨的重要标志。

商部当时在中央行政体制中的地位，仅次于外交部而位居第二，这也显示了清廷对振兴工商、发展实业的重视和期待。

商部的宗旨，以保护和开通工商实业为主，这也是中国历史上政府首次公开扮演倡导和奖掖实业的角色，开创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之先河。

《公司律》、《破产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矿务誓行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商人通例》、《商会简明章程》等等的先后颁布实施，从法律上确认工商业者的社会地位和合法权益，并为解决工商业上的纷争提供法律依据，为工商业经济的发展奠立了良好的制度基础。

尽管当时还有很多制约经济发展的不利因素，如强势和享有特权的外国资本，厘金和其他苛捐杂税，还有政府官员的**等等。

但清政府不再愚蠢地坚持以官办或官督商办的垄断经济为路向，从而扶植和奖励私人资本，建立自由的市场经济制度，加上工资和原料低廉，市场广阔，这些有利因素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他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利因素（如贪污**和政府效率奇低等）的影响。

清廷在经济改革上的转轨，受到实业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在私人经济的大发展和实业救国论的大力宣传下，国人对工商实业有了全新的认识，“民之投资于实业者若鹜”，工商实业界人士的社会地位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而各地商会的成立（每年一百个左右的速度增长），使商人越来越发展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

因为他们不仅有钱，还有武装商团可以凭恃。

这在清国地方守卫空虚的情况下，便显得更加举足轻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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