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好了，很好了。”黄宝培被打断了思路，勉强笑了一下：“如果恺荫兄到了东北，兄弟我拿不出这样的招待规格。”

这话一出口，在坐的中国帮高层居然哄笑起来，好像是听到什么笑话似的。

“哈哈，植生兄真是会开玩笑。”张国焘笑吟吟地道：“这顿饭也不是我掏的腰包，我们gcd人都是两袖清风的。”

黄宝培却苦笑着摇摇头：“我这个gcd人的薪水倒是不少。

正饷加上特支费（理论上应该用于公务活动，不过花不完可以装进个人腰包，很有点贪污的嫌疑，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体现），一个月总有八百多华元，比列宁同志拿得都多。

不过我那个中g东北局却是个穷得叮当响的讨饭衙门......”

“这是怎么说来着？”张国焘愣了下，反问道：“现在中g难道不是执政党吗？”

黄宝培摇头不语，丽达却替丈夫回答道：“中g现在大概算是全世界最穷的执政党吧？

经费主要靠党员的党费，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小额捐助，植生这些日子尽为经费的事情发愁了。”

听到这个话。

在坐的俄国gcd的干部们都忍不住摇起头来了。

堂堂一个中g东北局主席居然整天为了经费的事情发愁！

那他还有多少精力去领导党的工作？

去领导东北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

这真是太荒唐了！

“国民党的经费也是靠党费和捐助的吗？”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g驻gc国际代表钟志杰，他是刚刚从莫斯科过来迎接黄宝培一行的。

他虽然一直都是中g党员，但是却没有参加过国内革命工作，所以才有次一问。

“当然了。

在眼下的中国，是没有党库通国库的。

所有的党（还不止国共两家）都得想办法自筹经费。

不过国民党的钱比我们要多，他们的拥护者大多是有产阶级和华侨，他们出手自然要大方一些。”

听了黄宝培的这番解释以后，在坐的中国帮的大人物们的心里面都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大方一些又怎么样。

还不一样是个讨饭党！

这样的党整天为了一点点经费犯愁，哪里还有精力抓革命、促生产？

再说了。

吃人嘴短拿人手短，这种靠捐款维持运营的政党，怎么可能真正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呢？

他们肯定要将捐助者的利益摆在最优先考虑的位置吧？

看来列宁同志的观点还是正确的，中国的修正主义路线终究是没有前途的。

不过双方心中的想法，都没有在面子上流露出来。

在宴会剩下的时间里，两国gcd人又开始放杯尽欢。

敬酒的一个接着一个。

似乎每个人都站起过一回，用筷子或是刀叉敲打着玻璃杯，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大声说着祝酒词。

“祝你健康！”“为了友谊！”“为了列宁和托洛茨基！”“祝左民同志健康！”等等的话音不绝于耳。

直到大部分人都喝得酩酊大醉。

这场对于目前俄国的困难形势来说，已经是非常铺张的宴会才最后结束。

但是让黄宝培怎么也没有想到的是，接下来在远东共和国各地走访的时间里，在同昔日亲密战友和部下接触的过程中，更多的萌芽中的官僚特权显现在了他的眼前。

首先，俄国gcd员的身份就是一种特权，是一个俄国要向上爬获得美好生活的先决条件——相比之下。

在中国，国民党或是gcd党员身份并不是在政府或军队担任官员的必要条件（除了新疆省），只有国民政府和地方政府各部门的主官才一般由国共两党的党员出任，至于国防军或者是司法机关里面。

是不是党员根本不重要。

而且除了做官之外，中国人还有其他许多向上爬的路子，比如做买卖或者是搞学问。

这两者和是不是党员根本没有关系，前者靠的是生意经，而后者则需要一个聪明的大脑。

顺便提一下，在目前的中国，读书这种事情就是一考定终身的买卖！

和政治表现是没有丝毫关系的，哪怕是中g政治局委员想上公立大学，也只有进考场一条路！

可是在俄国，最重要的则是政治表现和家庭出身......如果列宁和托洛茨基晚出生个三十年，他们一定没有上大学的机会了。

其次，俄国国内现在出现了一种封建等级制度的苗头。

一个人该享受什么样的生活。

比如住什么样的房子，吃什么样的食物，穿什么衣服，用什么家具，有没有汽车或马车，有没有仆人伺候等等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就是他们的官职级别——当然这还不是唯一的标准，因为目前苏俄还在实行新经济政策，理论上发财致富，然后用钱买到较好的生活还是允许的。

而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项官僚特权则是：俄国gcd对真理的垄断！

现在的俄国，gcd和列宁、托洛茨基的正确性是不容置疑的！

所有能用来宣传教育的工具，则都被gcd所垄断，俄国民众看到的听到的只有俄国gcd想让他们所见所闻的东西。

即使俄国民众发现了什么gcd真理之外的东西，他们最好也当成什么都没听见没看见。

当然，除了垄断真理，俄国gcd的其它官僚特权都还处在萌芽之中，或许在将来的什么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会及时纠正这些问题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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