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理讲，兵部尚书对于全国一切军事，他该负责计划，军队他可以下令调动，侍郎只是他副手，事权该由首长负责。

现在兵部尚书也只能对皇帝上一个条陈而止，而且尚书可以单独上奏，侍郎也可以单独上奏，这样一来，尚书就管不着侍郎。

从前的六部，每部一尚书，一侍郎，本来是正副长官。

清代则要满汉分开，有一个中国尚书，一定还要有一个满洲尚书。

有两个中国侍郎，一定还要有两个满洲侍郎。

于是一部就有了六个长官，六部长官就有三十六个。

每个人都可以单独向皇帝讲话，一部之中，中国尚书不晓得满洲尚书讲些什么话，还有四个副的，也是谁也不知道谁在扯了谁的腿。

皇帝寄信上谕颁给某一人，里面讲些什么事，又是谁也不知道。

请问尚书六部，还能做些什么事呢？

六部不能做事，全国事情当然就更集中到皇帝。

在明代，每部还有一批给事中，虽是小官，皇帝下来的公事，他们还可表示反对的意见。

他们这些反对，表面上纵使不是在反对皇帝的上谕而是在反对六部长官。

可是上谕一定要到六部，犹如唐代发命令的是宰相，给事中照法理言，也只在反对宰相，不在反对皇帝呀！

明代的命令既由皇帝发，可是皇帝上谕，送尚书六部，六部就各有给事中，他们要反对，实际上也就等于在反对皇帝了。

直到明代快亡国，内部流寇张献忠、李自成猖獗作乱，外面满洲人要打进关来，皇帝主张先平流寇再打满洲人，此即所谓先安内，后攘外。

这本也不错。

商之兵部，兵部尚书也无异议。

但被给事中们知道了，他们群起反对，皇帝无奈何，把兵部尚书撤了。

有人说，明代亡国救亡在这些处。

政策总难贯彻，发言盈庭，如何叫国家渡过这危险。

近代西方民主政治，许多事也很少没人反对的。

大总统或内阁总理，幸有政党大部分人在背后拥护，然而有许多事也还行不下。

中国以前没有政党，政事一切公开，大家可以发言。

临到国家危机之际，外交问题，军事问题，有时绝对需秘密，甚至有时也需要独裁。

近代也有人感觉到英美民主政治，有些时实在是缓不济急，为吉林头，不免要吃亏。

但就常数平均，秘密政治，独裁政治，总是利不敌害。

民主政治，公开政治，总是害不胜利。

中国传统政治，若说凭技术，也已有两千年的经验，但有它可宝贵的地方。

最可宝贵处，就是在公开。

一切事情都是公开的。

因有一制度存在，一切凭制度出之。

要不公开也不可能。

可清代皇帝下来的上谕不必经六部，六部不能径下命令到全国，尚书、侍郎都可单独上奏，又没有给事中封驳权，给事中的官名是有的，但已经台谏合一，失其本职了。

就政治常理言，一个机关代表一整体。

譬如兵部，应该由兵部尚书代表负责，兵部侍郎是副主官，一正一副，副主官当然只是辅佐正主官，不能说兵部尚书这样讲，兵部侍郎又那样讲，变成只有个人而没有了机关。

譬如财政部长代表着财政部，财政部次长对于财政上的意见当然要向部长贡献，不该直接向行政院长申述。

这道理很简单。

所以说清代那些措施，只是法术，不能说它是制度。

清代六部尚书、侍郎都可单独向皇帝讲话，上面已说过。

然而除此以外，不论什么人，又都不许向皇帝讲话。

翰林院是一个很负清望的机关，翰林院有编修、检讨等员，照理是清望之官，虽无政治实权，而地位则很高，向来他们是可以向政府讲话的。

到了清代，也不准“专折言事”。

地方官呢？

只有总督、巡抚、藩台（布政使）、臬台（按察使）可以直接向政府讲话，道及以下的府、县，都不能专折言事了。

比起明代来，不一也可直接向皇帝讲话，这相差就太远了。

清代这些规定，若说是制度，这些制度只是要人家不过问政治。

试问除了私心外，还有什么是这项制度的含义呢？

而且清制又不许民间有公开发言权。

当时府学县学都有明伦堂，清廷在每个明伦堂里都置有一块石碑，这块碑不是竖栽而是横躺的，故叫做卧碑。

卧碑上镌有几条禁令。

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

这三条禁令，恰好是近代西方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所谓三大自由了。

东西双方的现代史，在这上，有一个恰正相反的对比。

讲起来，真值得我们内心的惭愧。

卧碑立于顺治五年。

有名的金圣叹，就为犯了卧碑禁令而杀头了。

因为当时考试官贪污，一些生员跑到明伦堂向孔子灵位哭叫，就犯了言事结社的禁令。

我们从这些地方看，就可看出清制之存心。

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

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

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

这成什么制度呢？

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治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

中国历史上官吏任用，向来都归吏部管。

五品以下，吏部有权可以用。

五品以上，吏部开名字给宰相，由上面来决定。

明朝废了宰相，大臣改为廷推，由九卿、七卿公议决定。

但吏部尚书的意见，是受大家尊重的。

小官任用，则权仍在吏部。

清代大官，由皇帝特简，吏部不知道，也不用什么廷推了。

下面小官，不能一概由皇帝简任，还归吏部铨叙，这还算是中国历史上直传下来的一种法规，清代皇帝也没有废得了。

但由吏部铨叙分发的人，清代必须有引见，必待皇帝见了面以后，才得正式去上任。

这无非表示全国用人之权，都在皇帝受理。

照清代，任何样的小官，皇帝都引见。

这不是皇帝看重这些官，却是清朝皇帝拿这项制度来教训中国人，告诉社会上：这是皇帝的权。

你不见到皇帝面，芝麻大的官，你也休想做。

这当然也只能说它是法术，而不是制度。

因为这些制度都是私心的。

私心的制度，即便是法术。

法术是专讲手段，不论意义的。

若说法术有意义，则只是些私意义。

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

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

晚清末年，邹容在《革命军》书里说：“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

今试以京官满汉缺额观之。

自大学士侍郎尚书满汉而缺平列外，如内阁，则满学士六，汉学士四，满蒙侍读学士六，汉军汉侍读学士二。

满侍读十二，汉侍读二，满蒙中书九十四，汉中书三十。

又如六部衙门，则满郎中员外主事缺额约四百名，吏部三十余，户部百余，礼部三十余，兵部四十，刑部七十余，工部八十余。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