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余各部堂主事皆满人，无一汉人。

而汉郎中员外主事缺额不过一百六十二名。

每季缙绅录中，于职官总目下，只标出汉郎中员外主事若干人，而浑满缺于不言，殆有不能明示天下之隐衷。

是六部满缺司员，是汉缺司员而三倍，笔帖式尚不在此数。

而各省府道实缺，又多由六部司员外放。

何怪满人之为道府者布满国中。

若理藩院衙门，则自尚书侍郎迄主事司库，皆满人任之，无一汉人错其间。

其余掌院学士、宗人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国子监、鸾仪衙门诸缺额，未暇细数。

要之满缺多于汉缺，无一得附平等之义者。”

邹容这一番话，真描出了清代部族政权之实相。

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

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

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

邹容说：“至于科举清要之选，虽汉人居十之七八，然主事则多额外，翰林则益清贫，补缺难于登天，开坊类于超海。

不过设法虚縻之，戢其异心。

又多设各省主考学政及州县教育等职，俾以无用之人，治无用之事而已。

即幸而亿万人中，有竟登至大学尚书侍郎之位者，又皆头白齿落，垂老气尽，分余沥于满人之手。

然定例，汉人必由翰林出身，始堪一拜，而满人则无论出身如何，均能资兼文武，位裁将相，其中盖有深意存焉”。

邹容这一说法，也说尽了考试制度在部族政权下所能占之地位。

试问汉唐宋明历代的选举与考试，是否也在刘姓政权李姓政权等之余沥下，许这辈选举与考试的合格人酌量分尝其一杯羹的呢？

纵使汉唐宋明诸朝，也各有宗室外戚宦官等擅权用事的糊涂账，然此只是一时的人事**，却非制度本身上有此一分别。

可见每一制度，不当专就此制度之本身论，而该就此制度于政府其余各项制度之相互关系中来看此制度所能发生之功效与其实际的影响。

因此元清两代部族政权之考试制度，决不该与中国传统政治下之考试制度同类相视，这已不须再分说。

在邹容以前，如道咸时代龚自珍诸人，也已早看到满族政权之居心。

只因那时尚不许汉人们公开抨击，因此如龚自珍辈，只有连带指摘中国历史上历代的考试制度，说它仅只是帝皇私心，在羁縻玩弄。

这在我们知人论世，究该是分别论之的。

再说满洲人跑进中国，他是先打下了蒙古，才到中国的。

因此他对蒙古和**，却特别怀柔。

尤其对蒙古人，更是刻意拉拢。

至于朝鲜，则因他们一向很忠诚于明室，所以满洲人对朝鲜人很歧视。

蒙古人多封贝子、贝勒、亲王之类，成为满洲之亲族。

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在下始轮到中国人。

满清皇帝又特别信奉喇嘛教，像北平雍和宫，便是喇嘛庙。

这是他们想借宗教来羁縻蒙古与**。

宗教在满洲人运用下，也成为一种法术了。

所以他们尽管可以同时信崇孔子又礼拜喇嘛。

因为这都不是信仰，也都是法术。

他们要统治中国，唯恐自己力量不够，再拉上蒙古，蒙古原先也曾打进中国的。

所以满洲人优待他们像亲兄弟般。

同时又禁止他们和中国人通商。

满洲人到中国，他们的一切政策，是拿满洲部族来控制中国人。

又再拉拢怀柔蒙藏来挟制汉人。

这都在上面讲过了。

现在再讲他们对待汉人的办法。

他们到中国来，中国人当然要反抗，反抗的领导者，当然是知识分子。

于是他们开科取士，承袭了中国考试制度，表示开放政权，中国读书人依然得官做，许你们参加政治，并许做政府里最高的官。

但实际上则另有一套办法防制你。

如每一衙门满汉夹用，外省督、抚，则多用满人，少用汉人。

这样还不够，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

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

一面在羁縻中国知识分子来减轻抵抗。

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

这样三方面用心，可谓是很周到的。

康熙、雍正，也都是很能干的皇帝，经他们统治，中国无言论自由，也没有结社出版自由，而还不断有十分可怕的**。

种种压迫，而知识分子无法违抗。

同时正因为他们还懂得讨好民众。

清代有所谓地丁摊粮的办法，只收田租，不再要丁口税。

这是他们自己夸许所谓仁政的。

在康熙五十年，当时全国人口统计，共二千四百六十二万口，从这年起，清廷下诏永不加丁赋——即人口税，而人口则还是调查，五年一编审，但丁赋永不再加了。

实际上，这一规定，并算不得是仁政。

因从中国历史讲，两税制度，早把丁税摊运入地租，后来还要农民服差役，或者出免疫钱，这是后来的不对。

王荆公制定了免疫钱，过些时，人民又要当差了，所以明朝才又提出一条鞭法来，再拿差役归入于地租。

满洲人跑进中国，一切都照明制，田赋额也照万历年间的则例征收，那么差役已经摊在田租里，而此下还是照样要差役。

到了康熙时，再来一次地丁合一，这还是照着中国历史的惰性在演进，朝三暮四，最多恢复了明代万历时旧额，其实非此而不能。

这哪好算得是仁政？

何况地丁合一后，实际上赋税还是在增加。

所以这一办法，很快就失其讨好民众的作用。

而且就基本说，人口税加进地税，将来人口愈增，就形成人民对国家不负责。

直到现在，中国一般人民，除非有田地房屋，否则对国家就像不要负什么责任似的，这实在也不算是好制度。

总之清代在制度上，实在也没有几项值得我们今天之再称道。

我常说，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

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哪能长久？

请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

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

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

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没精神。

政治**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也得不到实惠。

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那时中国知识分子的反抗意识已消沉，但下层民众所受的痛苦却积渐忍不住了。

于是民变四起，屡仆屡兴。

最有名的就是所谓川楚教匪，满洲朝廷费了很大气力才把它压平。

但病根依然存在，一些也没有减。

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

现在我们将讲到太平天国灭亡后的变法和革命。

当时主张革命的是孙中山，主张变法的是康有为。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

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无关紧要的。

当时英国有皇帝，德国、日本、意大利也都有皇帝，我们不必定要革命废皇帝，我们尽可一意推行宪法，让满洲人仍做皇帝也要得。

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清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
本章未完，请翻下一页继续阅读.........